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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正資訊：2019年7月25日，一組新型智能垃圾分類柜亮相上海街頭
垃圾分類無疑是2019年社會治理的關鍵詞之一。目前全國已有237個城市啟動垃圾分類，上海、廈門、杭州、寧波、廣州、深圳等18個城市垃圾分類覆蓋率超過70%。
“全面啟動”和“強制分類”的按鈕按下后，各地落實情況究竟如何？《了望東方周刊》記者就此進行了回訪。
獎懲并重
浙江、福建、廣東、海南等4省已出臺地方法規，河北等12省份的地方法規進入立法程序，30個城市出臺了生活垃圾分類法規或規章，16個城市已將生活垃圾分類納入立法計劃或已形成草案。
46個重點城市先行先試、示范引導，累計開展入戶宣傳4635萬次，生活垃圾分類覆蓋7.7萬個小區和4900萬戶家庭，居民小區覆蓋率平均達到53.9%。其中，廈門、杭州、寧波、廣州和深圳等18個城市覆蓋率超過70%。
一系列數字表明，垃圾分類已從環保倡導發展為政府層面的強制和引導。
記者梳理發現，出臺管理辦法或條例的30個城市，均對垃圾分類的違法行為提出明確處罰措施，主要以罰款為主，警告或限期整改為輔。多數城市規定個人最高罰款200元，對單位最高處罰5萬元。
獎懲并重是相關管理的重要原則。北京、上海、廣州、廈門、寧波等城市提出對在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中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或獎勵。在深圳，分類成效顯著的家庭可以拿到2000元，個人和單位1000元，住宅區最高30萬元。
46個重點城市中，太原、哈爾濱等16個城市增加了信用懲戒手段，將單位和個人因拒不承擔生活垃圾分類責任被處罰的，作為不良行為記錄納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實施聯合懲戒。
居民更加自覺
在強制措施紛紛出臺并不斷落地的形勢下，垃圾分類成效如何？
記者走訪各地發現，最大的變化是知曉率、認可度、參與面穩步提高。從抗拒到認同，從不適應到習慣養成，很多城市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為正變得更加自覺。
上海市的志愿者們察覺到了這種變化。上海市長寧區大家源新城小區的董大爺是30多名志愿者之一，他說：“大家越來越習慣，我們也越來越輕松了。現在不用再緊盯著人和桶，或是苦口婆心地勸說了。”
在廣州，全市生活垃圾分類居民知曉率由原來的62%提高到92%，參與率達到76%。
西安市生活垃圾管理處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西安市總共有186家垃圾分類示范點，包括學校單位小區，推行過程中示范點的分類情況成效明顯，對普通小區也有帶動作用。”
其次是撤桶率、垃圾回收量增長。2019年7月份，北京市甜水西園小區率先試點生活垃圾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從原來的34組垃圾桶到現在的5處集中精揀點，“撤桶”成為一大顯著標志。
居民林阿姨告訴記者，以前小區里最臟最臭的地方就是每個單元門口的垃圾桶。“住在一層感受最明顯，尤其是夏天，蟲子、老鼠都有，而且異味大，每年都要準備兩大瓶滅蟲藥。”撤桶后，廚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開定點投放，每天還有垃圾分揀員逐一檢查，小區比以前干凈了，異味也沒有了。
廣州也有類似變化。據廣州市城管部門統計，截至目前，全市8354個居住小區中，已有8203個完成樓道撤桶，樓道撤桶率達98.2%。2019年前十個月，廣州日均清運處理生活垃圾3.06萬噸，其中可回收物7773噸、餐廚垃圾1621噸、其他垃圾2.12萬噸。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35.6%。
與此同時，垃圾分類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在西安，生活垃圾末端處置市場隨之興起，西安市將有4家生活垃圾焚燒廠投入運營，餐廚垃圾處理廠等其他終端設施也在建設中。在鄉鎮農村地區，小噸位的垃圾熱解氣化技術近年來也逐漸被市場接受，在云南、廣西、甘肅、陜西等地均有投入使用。業內人士稱，在環保裝備領域，垃圾分類也為傳統鍋爐生產企業提供了新的轉型方向，鍋爐行業煙氣排放較高，當前大多處于走下坡路的狀態，而鍋爐生產與生活垃圾末端處置在工藝制造上有很多類似之處，越來越多鍋爐企業開始轉型進入生活垃圾末端處置領域。
尚有難題待解
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的要求，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5%以上。
但記者采訪發現，源頭分類的持續管理和分類處理的持續監管，是阻礙垃圾分類政策落地的主要問題。一些地方的相關條例明確了“不分類不收運”措施，同時制定了第三方不定期對小區進行分類情況抽查的方案。但基層人員表示，這些措施都還難以到位。
在廣州，某些小區撤桶后的布局設計仍需優化。廣州市民王先生住在一個幾千戶居民的大型小區當中，撤桶定點投放后，小區只設了三個投放點，“每次扔垃圾都要翻山越嶺。有時工人很難及時清理，還會出現‘爆桶’情況”。
部分居民，尤其是年輕上班族，抱怨“無桶化”的規定時段投放讓扔垃圾變得麻煩。北京居民張小姐坦言，以前出門就能扔垃圾，現在不僅要多走路，有時候還找不到桶。
阿里巴巴環保業務負責人曹啟明說，“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區宣教引導，但后期的難點主要在于垃圾分類參與主體在整個鏈條上沒有清晰的定位，無法形成價值共同體”，市民的分類行為和環保價值無法直接關聯映射，甚至在轉運環節出現混裝混運，進一步損害了參與者的信心和積極性。
比如環衛車輛難以做到“不分類不收運”，不敢不收運，否則會有大片區域垃圾腐爛發臭。再如第三方抽查，上海市的一名基層人員介紹，這種檢查頻次比較低，“我們統計過，小區一年可能只被檢查三四次，震懾作用不夠。”
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環衛處處長徐志平介紹，未來希望探索以技術加管理的方式，形成長效機制來代替主要靠人工值守的方式。上海某些小區在投放點安裝攝像頭，并在投放點附近的屏幕上對錄像進行復播，對錄像中沒有分類的居民上門勸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業內人士認為，要更好地解決監督投放和混裝混運的問題，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區引導，長期運行則需要市場機制和技術手段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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